在家打麻将遭“红袖章”打砸，乃“特权快感”作祟

近日一段小视频火了，视频内容讲的是一家三口打麻将被人举报，一位身穿迷彩服、手臂戴着红袖章的男士冲到某户人家里，二话不说拿起麻将就打砸，打麻将的三口人中一位年轻小伙子心里憋屈就回砸了一下。导致紧跟着冲进来几位佩戴红袖章的志愿者，他们抽了年轻人耳光，随后把麻将机拖到屋外砸坏。视频的最后，被打的小伙子质疑道：难道一家人不可以坐在一起吃饭吗？

“在家打麻将遭‘红袖章’打砸”事件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大家认为这属于盲目执法，行为不可取。《人民日报》也发表一篇题为《疫情防控，别走极端》的文章，指出“疫情应对中出现的偏颇和极端做法，暴露出工作推进中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还有待加强”。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以为，“在家打麻将遭‘红袖章’打砸”并非法治意识薄弱所致，而是“特权快感”使然。

为什么说“红袖章”冲进别人家里砸麻将桌和打人，并非因为缺乏法治意识呢？因为他们在平时必然是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的良好市民，否则不会被选为志愿者，戴上红袖章。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他们不是法律意识薄弱，而是法律意识较强，他们从来没有干过冲进别人家里打砸之类的事。因为这是正常人都能轻易判断的违法乱纪之事。

可是，既然他们以前都遵纪守法，没有干过什么违法乱纪行为，那么，为什么现在又会做出冲进别人家里去打砸的无法无天之举呢？说到底，是追求“特权快感”的潜意识得以释放所致。

在疫情肆虐，所有人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的非常时期，自然会产生一种思想和现象：为了抗疫，为了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可以容许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也就是说，一些平时不能干的事，现在可以干；一些在平时干是错误甚至违法的事，现在干了则可能成为政治正确和正能量。

这对于一些平时受到道德法律约束，被迫循规蹈矩，但在内心深处期盼着有朝一日享受“特权快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释放天性”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因此，当他们被选为志愿者，戴上了红袖章，便自以为被授予“便宜行事”的特权，只要他“出发点是好的”，是“为大家好”，那么，就决定了他的行为的性质是正向的。因此，在“民警怒砸麻将机”赢得广泛支持，各种“硬核执法”受到纷纷点赞之后，再发生“在家打麻将遭‘红袖章’打砸”之事，就显得有点“顺理成章”了。

是的，“红袖章”毕竟不是民警，不是执法人员，没有执法权，可是，拥有执法权的民警就有可以“怒砸麻将机”了吗？既然执法者干了违法之事，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受到点赞，那么，“红袖章”就不能干同样的事吗？倘若不能，不就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特权现象了吗？

“红袖章”敢于理直气壮地闯进别人家里打砸，完全不担心会受到制裁，其实跟当年红卫兵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都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他们的“非常手段”可以超越法律和道德约束，属于更高层次的“正确”和“正义”。而且，他们以无权者临时掌握权力的身份，痛快淋漓地享受特权的快感，也在满足了潜意识里的“平等意识”：别人能干的，我也干得！

当然，这种“特权快感”并非完全臆想，实际上也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退休副厅长陈某某在确诊后拒绝送医隔离，仅仅因为医院没法给他提供与“厅级待遇”相匹配的单间病房。陈副厅长还搬到无病例小区居住，向社区隐瞒病情，经常出入小区，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安全。

而省司法厅领导、武昌区副区长、公安民警、防疫站、社区工作人员轮番上门劝说其接受隔离，但都被挡在门外，“大家也没有任何办法”。按理说，这位官大爷触犯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诸多部门及领导都没有采用“硬核执法”，都拿他“没办法”。“特权惯性”居然在官员退休之后都刹不住，也没有受到有力制止，可见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仍有土壤。

总之，“在家打麻将遭‘红袖章’打砸”与法治意识薄弱、“过度执法”关系不大，而与不受约束、貌似正义的“特权快感”密切相关。只有铲除特权土壤，扑杀特权思想病毒，才能杜绝凌驾于法律和人民利益之上的种种特权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