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被罚32万 执行有悖于情理，不执行有悖于法理

近日在广州市番禺区，一对夫妻因此前已生育两个孩子，在生下第三个孩子后，番禺区卫健局决定对夫妻二人征收社会抚养费合计近32万元。目前，夫妻二人银行账户被冻结，法院已启动强制执行。

全面两孩政策从2016年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四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2018年减少58万；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由此不难看出，下降的趋势不容乐观。

而从这个背景下来看，这对夫妻被征收社会抚养费32万元，当地卫健局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情理”。因为面对国家明确的政策走向，这对夫妻从个体角度出发，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努力，客观上以一己之力配合了政策的实施和延续，而如果更多地方对这种情况更宽容一些，出生人口下降的困境就会得到缓解。

然而，任何“情理”都首先都要用法规的尺度来衡量，如果放弃了法规的尺度，那么一切都可能变得事与愿违。因为“情理”不具备清晰的可操作标准，每个人都会按着自己的愿望刻画自我的尺度，而对于全社会来说，也就变成了没有尺度。随之而来的，就可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这并不符合社会有序发展的整体诉求。

而另一方面，从细节中可以看出，国家提倡的是二孩政策，而这对夫妻被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是第三个孩子，显然，这属于明确的违法超生。而对于当地卫健局来说，他们并不是立法部门，也不是政策制定部门，他们无权擅自改变国家的政策法规。照章执行，是他们不二的选择，否则，法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人们也许还记得某著名导演被征社会抚养费的事，那同样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但他还是顺利地交了。对此，可能有人会说，某著名导演有的是钱，当然该交。但这样的说法偏离了法制思维，因为面对同样的政策法规，执行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才对，不该存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差别，否则，执行法规就变成了“看人下菜碟”。

广州市番禺区的这件事，看上去确实有些不合情理，但法门无二，当地卫健局也别无他法。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进一步放开人口政策的建议，建议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应当说，这是根本的解决路径，一是可以明确多孩的数量，二是可以重新制定卫健部门的操作标准，在政策法规层面，该取消的就取消，该调整的就调整。

因此，就番禺区卫健局对这对夫妻征收社会抚养费32万元的事，其实深层问题并不在于卫健局的执法是否“不合情理” ，而根本焦点在于现行法规与国家政策倡导之间还存在着脱节和矛盾，这使得卫健部门的执法行为也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夹生饭”。执行，有背于情理；不执行，有背于法理。

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个“二律相背”的矛盾，就需要立法层面及时出手，全力跟进，从立法层面打通政策倡导与现行法律法规之前的无障碍通道。法律的终极意义，在于通过对自身的不断调整，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需要，让法律法规与国家政策倡导相互交融无缝对接，共同合力，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