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二孩应上升为法律性保障

2020年全国两会大幕将启，民盟中央今年拟提交《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探索建立从怀孕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澎湃新闻5月19日）

生孩容易养孩难，难就难在这里面存在着收入与支出保持既有平衡的问题。对于广大农村来说，普遍有着较强的生育愿望，但必须要承认的是，目前农村家庭的这种平衡非常脆弱，即使增加了幅度并不大的支出，也会从根本上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而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教育津贴等政策，然显可以起到最大化的调节作用，使农村家庭的生育愿望得到更大激发，这些举措对于农村非常适用。

但对于城市来说则截然不同，因为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等政策性关照，并不是最大比重的支出。而最大比重的支出在于从幼儿园到完成整个义务教育的过程，其间的主要费用表现在对孩子各阶段的教育环节中。尤其表现在课外学习班和片区择校等方面的隐形支出，而家长们为了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当然趋向于大笔支出课外学习班，和高价选择学区房，这些费用加在一起也要一二百万。

其实并不是仅仅是广大农村家庭生育愿望强烈，城市家庭一样有着强烈愿望，只是高昂的教育支出熄灭了他们正常的愿望。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家庭和社会都需要提高生育率，但现实往往又使他们不得不“望学兴叹”，即使对于条件宽裕一些的家庭，这个支出也是一个伤筋动骨的选择。

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城镇化国家战略的大力推进，很多农村家庭也要融入城市生活，而之前享有的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教育津贴等也就变成了杯水车薪，他们面临的就会是一样的“望学兴叹”，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积蓄，也就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显然，这种预判会使他们做出不生育的选择，而这又从根本上使鼓励生育的政策受到阻力。

由此可以动态看出，无论是对于农村还是对于城市，仅仅是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政策，很难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这听起来项目很多，但客观地说，加起来没多少钱，有生育愿望的家庭当然更会算清这里大账与小账的得失。

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要解决根本问题，那就要算大账，既然是国家的长久政策，那就应当给予长久的大手笔关照，最重要的是，还要将政策性关照上升为法律性保障。即一方面要加强教育资源的深度平衡，使择校负担归零；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免费力度，投入更多真金白银，以解决生育家庭“望学兴叹”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