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经济差距大，北方要遵循市场规律

南北差距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只是在于是否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南方什么时候不遵循了，照样要退步，要被人比下去。北方什么时候遵循了，照样会进步，也会大步跨越向前。要说南北差距的扩大，也复杂不到哪里去，就看下面的路子往哪个方向去走。

本文系作者在2021年7月25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二十次专题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南北差距”扩大之我见

2021年7月24日成稿

“南北差距”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冒出来的一个概念。原先国家关注的是东西部差距，讲起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顶多是在东西部关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化带出一个中部和东北部的问题来。有关部门和人士，从来就没有正式提出什么南北部的关系问题。

这次论坛研讨的话题是“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和趋势”。我觉得很及时，很有必要。不能因为过去没有，现在就不是一个问题；也不能因为国家没有当作一个问题，学界的研究就不能当作一个问题。只要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而且确实成为了一个问题，那就不要回避。无论是研究，还是工作，还都应当是“问题导向”。

我记得当年国家发改委的老主任杜鹰同志，曾在某论坛的发言中指出过这个问题，呼吁要引起重视。虽然此后中央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极其重要性，并对此提出很多的指导方针和工作要求。但从现在学界和自媒体的众多文论提供的数据和分析来看，南北差距逐年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发展势头有增无减，相当之猛。

南北差距中所谓的“南（方）”，大约是指以广东深圳和江浙温台为代表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模式，空间地域上泛指长江以南；南北差距中所谓的“北（方）”，大约是指以天津山东和东北三省为代表的尚有较多计划经济遗存的经济模式，空间地域上泛指长江以北。我过去曾在文论中说过，南北之差乃体制之差。所谓体制，无非是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来看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并无任何改变，反而因这几年进一步被事实验证而更加确信无疑。

我是比较坚定地信奉“改革开放发展论”的，即所谓的“就会论”。何谓此论？我过往的表述是：“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改革和开放到哪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到哪里；前瞻未来30年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制度性开放到哪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也就会到哪里。”

这个“就会论”的要害在哪里？在于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和开放的国际化。说到底，开放也是改革，国际化无非是国际范围内的市场化。所以我总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如果要用最简要的三个字来描述，那就是市场化。

当然，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指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可以说一千、道一万，但最终您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模式，还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党已然通过行政和法治来成功领导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此，在我来看，所谓“南北差距”，其实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的差距。今年3月全国的“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一节中，明确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深入推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其中浙江荣幸地以“共同富裕示范”名列其中，随后于5月20日，中央印发了专门的《意见》；6月11日，浙江省委召开十四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相关的《实施方案》。

浙江从一个1978年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14位的经济小省，发展成为现如今多年来稳居全国第4位的经济大省，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主政浙江时，对此曾有一句断语：“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力的体制机制。”啥叫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首先是手头有点活泛了，就会想到去投资，这是民资；然后在一个项目的基础上办起一家企业，这是民企；再然后好好生产经营，精心管理，这叫民营；最后我按劳分配、照章纳税、热心慈善，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叫民享和民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浙江后来居上、并且至今保持进取态势的秘诀，就在于铺天盖地又顶天立地的民营经济。而且在这种民营经济大发展的良性刺激下，浙江的国有经济发展得也相当好，横向比较也是很有活力和竞争力的。

民营经济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内源内生、共享共富”的经济形态。在我来看，其实集体合作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也都是民营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这次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我始终和反复建言：浙江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守着金饭碗要饭吃”。

中央说了，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市场化改革的精髓。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需要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政府的发挥作用，只有在敬畏和尊崇“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和基础上，才谈得到所谓的“更好”，也才谈得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南北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或谓人才的流失。但照我说，“雁南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为什么会“南飞”？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人才在内的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是要根据价值规律自由流动的。人们不一定都会遵循本心去用手投票，但一定都会趋利避害去用脚投票。哪里的发展机会多，哪里的收入高且稳定可预期，人们就会往哪儿去，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众年轻人。这里还没有涉及包容文化和人文环境的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的铁律，无可违拗的。除非我们再靠户籍制度和计划体制，把人拴在“一亩三分地”上，重新不准许人口的自由迁徙或劳动力的自由择业。

南北差距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只是在于是否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南方什么时候不遵循了，照样要退步，要被人比下去。北方什么时候遵循了，照样会进步，也会大步跨越向前。要说南北差距的扩大，也复杂不到哪里去，就看下面的路子往哪个方向去走。习总书记在去年“两会”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时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过改革实践，我们认识到，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希望经过这次研讨，对此能形成一个共识，最后把着力点统一到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制度性开放上来，以遏制南北差距扩大的势头，促进南北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体化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