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文学最初的盛况与最后的同框

1976年2月，马尔克斯与略萨在墨西哥一座电影院的电影首映式上重逢，马尔克斯主动跟老友打招呼，当他刚热情地喊出“马里奥”的时候，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巴掌和拳头，略萨愤怒地说道：“你对帕特丽西娅做了那种事，还有脸来见我？”自此以后，两人分道扬镳，再无交集，交恶事件也成了世界文坛的一桩公案，或者说一件充满八卦性质的“坊间美谈”。直至2007年，在《百年孤独》出版40周年之际，马尔克斯终于向略萨伸出了橄榄枝，请后者为该书作序。略萨也欣然接受，对这部“美洲的《堂吉诃德》”给予盛赞。其实，略萨早在30年前就写好了这篇序言。

再回到故事的源头，马尔克斯与略萨早在1966年就开始通信，共同的文学爱好和理想志趣使得两人很快成为“虽未谋面，已然倾心”的同道密友。长期通信之后，他们才于1967年8月在加拉加斯机场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会面。一个月后的9月5日和9月7日，马尔克斯与略萨在秘鲁利马国立工程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文学长谈”。在这次对谈中，他们既回顾了成长经历和私人生活，也探讨了文学理念与政治议题。经过认真整理，这次谈话的录音文本形成了《两种孤独》一书，我们从中可以见证这两位文学大师异常珍稀的“唯一对谈”，并一窥他们“甜蜜”而“完美”的友情时刻。

在这场没有设限却充满深刻洞见的对谈中，年轻九岁的略萨担当发问者的角色，就“人生与文学、理论与实践、幻想与现实”等诸多问题与马尔克斯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当时马尔克斯已经出版了五部小说，尤其是新出的《百年孤独》为其逐渐带来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略萨则推出了《首领们》《城市与狗》和《绿房子》，还凭借《绿房子》获得了颇负盛名的罗慕洛·加拉戈斯文学奖。他们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主要旗手，也是正在冉冉升起的文学巨星，两人的四手联弹犹如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学音乐会，激撞出了许多丰富有趣、发人深省的见解。略萨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十分形而上——“作家有什么用？”马尔克斯倒是十分坦诚：“我写作，是为了让朋友们更喜欢我。”继而他提出了文学/小说的破坏性功能，也即：“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总能发现某种将已被确立、被强行赋予之事破坏掉的倾向，和助力创造新的生活和社会形式的倾向；总之，是改善人类的生活状态的倾向。”这一“作家何为”“文学何为”的见解，与卡内蒂和齐奥朗的观点暗暗契合，前者认为当代杰出的作家既总结时代，又对抗时代；后者更为直截了当——“对我来讲，写作就是复仇。对世界的报复，对我自己的报复。我所写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一场报复的产物。因此，它同时也能带来解脱。”这种解脱，既包括精神的释放，也包括生理上的解压，就像马尔克斯在对谈中所说的：“现在我能确定的是写作是种迫切的志向，拥有这种志向的作家不得不写，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头痛和消化不良的问题。”

当然，除了被津津乐道的“拉美文学爆炸”，他们的对谈也延伸到了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他者视角与我者视角的分殊等，而涉及到文学态度和政治态度的问题时，仿佛是预言式的谶语，更牵引出两人后来的政治立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走向了完全相反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首版曾名为《对谈：拉丁美洲小说》，出版之后很快成为绝版，市场上只能看到盗版、授权存疑或者地下流通的版本。因此该书不仅在国内付之阙如，在拉美也是孤本一般的稀缺之物。至于书名为何改为“两种孤独”，在我看来，首先是着眼于两人的异质性，正如本书首版前言中所说：“巴尔加斯·略萨总是十分严格，擅长理论化的东西，在争议面前表现得有条不紊，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带着自相矛盾的强烈幽默感，言语睿智而具有讽刺性，显得充满活力。”而在文学创作上，尽管他们都以文学为志业，并以“天选之人”的决心和意志向着伟大作家冲刺，但在作品风格上，马尔克斯为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略萨则是结构现实主义路线，且都以一部部出色的作品在各自领域内树立了一代宗师的地位。这种差异甚至还体现在了穿衣着装上，在这次对谈中，“巴尔加斯·略萨穿着完美无瑕的西服三件套，优雅得体，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没有打领带，还穿了件昆比亚和巴耶纳托歌手常穿的花衬衫”。

当然，我认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两人长达30余年的绝交，这使得曾彼此视为文学上的莫逆之友的他们，不仅陷于“王不见王”的尴尬境地，更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孤独之感。世界文坛上并不少见这种文豪决裂的“趣闻轶事”，如海明威与格特鲁德·斯泰因、纳博科夫与埃德蒙德·威尔逊等。作家都是一群精神上高度自治的动物，能够与他们灵魂契合、彻夜长谈者本就寥寥无几，若失去了宝贵的精神同伴，想必在寂静无人之时一定会感到无比的孤独。

在2017年7月的一次对谈中，当被问到“你在得知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后有什么感觉”时，略萨答道：“当然感觉遗憾。和科塔萨尔或卡洛斯·富恩特斯一样，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此外还都曾是我的好朋友，而且那时拉丁美洲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身为作家，我们经历了拉丁美洲文学展现积极面貌的时期。”接着他又说道：“当我发现突然之间我变成那一代作家里唯一在世的人，变成最后一个能以第一人称谈论那段经历的人，我很难过。”世界文学的版图多以国别为单元，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日语文学等，而拉丁美洲文学则以大陆为尺度，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具有一种高度凝聚的共同体意识，就像略萨所说：“比起秘鲁作家或哥伦比亚作家，我们更称得上是拉丁美洲作家，我们同属一个祖国。”因此，当略萨看到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马尔克斯相继去世时，除了遗憾和难过，一定还会感到难以抑制的寂寥和孤独吧。

《两种孤独》带领我们穿越到“文学爆炸”的激情年代，通过这两场对谈，我们重温了这场文学运动“最初的盛况”和两位文学大师“最后的同框”，领略了拉美文学广阔而美丽的风景与文学大师优雅而迷人的魅力。雷蒙·阿隆说“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两种孤独》是这两位文学巨匠在流动的世界展开的一场流动的对话，这场对话以自我与文学为嚆矢，以现实与政治为依归，指出了文学创作与作家责任的关键所在，既回应了宏大的命题，也定位了微小的个体。